GDC(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即游戏开发者会议,是针对全球游戏开发相关技术人员所举办的盛会,每届的GDC都集合了来自全世界的游戏开发者,针对游戏开发的技术和概念进行交流,是目前同性质活动中规模最大的,许多游戏厂商也会借GDC之机发表重要消息。

  1987年,当克里斯·克劳弗德在自家客厅举办第一届GDC时,它还是一个带有私人性质,只有26人参加的小型聚会。随着整个互动娱乐业的发展,GDC也逐渐成为业界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GDC究竟是什么?早先它仅是游戏设计师间进行交流的小舞台。而中期GDC已经是兼顾了游戏设计艺术交流,游戏市场策略探讨和新技术新产品展示诸多内容的大型会展。

  但随着GDC的发展,整个展会已经逐渐开始向经济利益倾斜,慢慢演变成了一个纯商业性质的展会。在GDC2010上,动视为宣传旗下游戏在其展位举办了现场表演,其中包括半裸美女的钢管秀,受到了国外媒体的恶评。媒体认为,GDC是为游戏开发者举办的,不是愚蠢的公关噱头。

  近日,在著名电脑游戏设计师克里斯·克洛弗德的网站Erasmatazz上登刊了GDC创始人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是他的当初决策的错误造成了GDC现在的这种地步。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GDC为什么会逐渐从一个单纯的游戏会展,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纯商业性质的展会。

  这些反思同样值得国内的游戏展会警醒!

  以下是全文翻译:

  我一手创立了游戏开发者大会(现在的美国GDC):那还是1987年的时候,我刚开始出版《电脑游戏设计杂志》,Nicky Robinson建议我为游戏开发人员们办一个小型的会议。于是我在杂志上发出通知,并于1988年4月举办了第一届会议。这是参加当时那次会议的人员的照片:  

新浪游戏_GDC创始人的反思:是我的错误断送了GDC的未来 

  第一届游戏开发者大会

  后排,从左至右:

  Sean Barger、身份不详、Dave Menconi (帽者)、Cliff Johnson (戴墨镜者)、身份不详、身份不详、Tim Brengle (着白色T恤者)、Tim Fredenburg

  中间一排,从左至右:

  Stephen Friedman、Kellyn Beeck、身份不详、Brian Moriarty (着红色T恤者)、Carol Manley (在Brian Moriarty前面)、Gordon Walton (着黑色T恤者)、Thurston Searfoss、身份不详

  前排,从左至右:

  Gilman Louie、身份不详、Jeff Johannigman (着红色T恤者)、Ivan Manley、身份不详、身份不详、Chris Crawford

  其他已知参会人员(在照片中无法辨认出):

  Mike Duffy、David Graves、Sean Hill、Dan Howlett、Jeff Jones、Michael Jones、Oran Kangas、Rob Swigart、Norman Worthington

  未出现在照片中的参会人员:

  Brenda Laurel

  第一届游戏开发者大会(现在的美国GDC)是在我的家中举行的,在圣何塞的山上。大家可以点击这里看我在会后所写的报道。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每个人都要我接着办下去,还有几个人提出要无偿帮忙,于是我组建了一个小组来筹办更为大型的会议,由我担任小组主席,其他成员包括Stephen Friedman、Brenda Laurel、Dave Menconi、John Powers和Tim Bringle。我们六个人成功地在六个月后(即当年的九月)就举办了第二届会议。会议地点在Milpitas假日酒店,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参会人员达到了127人。不过对我来说,那次会议最为精彩的要数几个全球顶尖的游戏设计师们坐在酒店休闲区里的随意畅谈了。

  第二届会议后,我们认识到这一会议将获得很大的成功,于是决定成立公司进行正规的运作。当时我们对一些基本内容达成了共识:该会议将保留它的功利性,不以盈利为目的;且董事会成员不得从该会议中获取任何金钱利益。我们的财务总管Stephen Friedman提出,如果要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公司来成立异常困难,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并接纳了这一建议。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便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后来给我们所有人都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虽然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一个盈利性的公司,但从精神上来说却是非盈利的。这种分裂使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当时我们本应一条路走到底,要么坚持商业性、要么坚持非营利性,不应该把它们混同起来。尽管当时我是游戏开发者大会的唯一所有权人,我仍然坚持让董事会的所有成员感觉到他们是平等的:公司所有股份在我们几个人之间均分,附带条件是对股份的所有权仅限于此人作为董事会成员期间;一旦离开,此人就必须交出他所持有的股份。同样的,这又是一个后来使我们后悔万分的错误。

  我们的第三届大会于1989年春天举办,并自此定下了每年春天的会期。大会的参会人数每届都保持了至少50%的增长,不过人员越来越多,组织应对他们的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在第五届会议举行后,我们内部出现了纷争,结果是两位成员离开:Brenda Laurel和John Powers。我必须对这件事承担责任,当时有了纷争主要是因为我对大会的过于控制。当时有人也想担任主席一职,尽管我并不反对交出其他权力,但仍不愿意放弃董事会的领导职务。如果我是一个更完美的人,当时本应能好好地解决这个冲突,让大家都满意,不过我还是搞砸了,失去了两位有天分有热情的成员。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找到新的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共锁定了五位:Nicky Robinson、Anne Westfall、Susan Lee-Merrow、Sara Reeder和Ernest Adams。Steven Friedman不久后也离开,于是剩下了八位成员。我对组织进行了小的重组,继而同大家一起着手筹备更为大型的会议。

  但是,会议的成功同样意味着我们的厄运。一直以来我们都努力维持低会费:第一届完全免费,第二届是$75,第三届$125…每年的会议上都充斥着跃跃欲试梦想着进这行的人—他们还不是专业的游戏设计师但非常想加入这一队伍。尽管我们也很愿意向他们提供教育培训,但我们的宗旨是保证来参会的主要还是专业人士,于是不断地提高会费希望能降低这些初级人员的数量。会费提高了,那这些钱该怎么花呢?我们决定向参会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大会包括一次晚宴,不过我们后来又决定提供免费的午餐和下午的茶点(冰淇淋、苏打水和饼干)。虽然我们一直在提高会议的档次和水平,还是没办法花完收进来的钱:累积起来的款项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决定向董事会成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设备,不久又允许他们雇人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自此我们渐渐开始迷失了。

  渐渐的,免费的设备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利而不是有用的帮助。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成员问能不能为她买一台新的计算机。你的计算机不行了吗?我问她。不是,她回答说,她只是想要来给自己的女儿用。董事会投票否决了这个要求,不过当时的投票两方票数相差无几。大会外包的合同纷纷授予了自己的好朋友们,而不是根据报价竞标或是比较预算来决定。很快的,我们就开始给自己为会议所作的工作付报酬,数额不高,我记得大概是几百美元。不过真正迈向痛苦的第一步还是我们雇用了一个长期的兼职助理。当时有很多不费脑子的工作需要处理,比如说,将预先登记输入到数据库中并记录下来付费的情况。参会人员只有几百人时,这还不算什么大工作量,不过随着参会人数的增加并逐渐逼近一千人,显然董事会的成员不应该分出精力来处理这种事情。同时,还有些跑腿的小活要干,像送文件、印刷材料、取其他物品等等。因此当时需要雇一个助理。Ernest Adams建议由他的夫人担当。她当时没工作,人很聪明。不过深入一谈,我们发现她患有腕管综合症,因此无法进行数据的输入。她的背也不好,所以没法提拎重物。在我看来这位女士实在是无法胜任这份工作。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的关键考虑因素却是她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此本着对她的同情,他们投了她一票。

  至此以后情况越来越糟:办会所挣下的巨大财富,任何董事会成员都不可能傻到视而不见,贪念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当时认识到这种分裂的结构(法律上是盈利性的,不过表面看却是非营利性的)不可能维持下去,我认为我们应该不畏艰险,将结构转变为公开的盈利性的。然而如果要这么做,就必须公平的进行。我坚持在分这笔巨大财富时要算上此前已离开的董事会成员。这么做是合乎道德的,然而却也是极端地不高明。要公平合理的分配股份应该规定在公司服务期间每年能获得固定数额的股份,那个时候董事会成员中只有我和Tim Brengle这两个老人还在,因此我们将获得最多的股份,而其他现任成员事实上将不得不把一部分股份拿出来交给前任成员。他们认为我的提议其实是想削减他们的股份,公司内的反对是一边倒的。

  最终董事会罢免了我的主席职务,显然他们并不想要我这种领导!那时我意识到了自己大势已去,于是提出了反建议:由我来购买他们手中的股份。我开价100万美元无条件地购买他们手中的所有股份,他们拒绝了。于是我要求他们以同样的价格来收购我手中的股份:如果我一个人付给他们六个人一百万美元太少了的话,那么他们六个人付给我一个人16.6万美元显然是很划算的。然而他们再次拒绝了,投票将我踢出了董事会,没收了我的股份。他们试着把大会接着办下去,不过没有了我的领导,要不就是拖拖拉拉、到时间完不成,要不就是每次大吵一通才能办成事。他们手上所举办的会议非常失败,所以他们接受了他人的报价以300万美元把大会卖了出去。同时还给前董事会成员们3000美元以换取他们放弃起诉的权利。在他们没收我的股份时我本可以起诉他们,不过我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想因此而使他们无法专注于会议的筹办。然而第二年他们的律师企图玩卑鄙的招数,我不得不在一个关键的法律期限到来之前提起了诉讼。在对我避而不见一年多后,我起诉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他们提出了和解。我实在是个过于强调道德标准的傻瓜,和解时提出的价格正是当年所提出的价格:16.6万美元。而且,本着和解和妥协的精神并为了尽快促成和解,我后来把这个数字又降到了一半。经过缴税,最终到我手上的不过9.8万美元,可他们每个人拿到手的都超过了50万美元。

  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很多细节我并没有讲,有些细节会让我看起来更差劲,有些则对我更有利,有些细节会反映出董事会其他成员的恶,不过没什么会反映出他们的善。我这版描述没有任何不真实的地方,我认为这是对整个纷争所进行的公平的描述。

  易主后,当年我举办的大会中那种平等、学术的氛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纯商业氛围。这是几年后我参加某届大会时所拍的照片。  

新浪游戏_GDC创始人的反思:是我的错误断送了GDC的未来

  看看他们把我的会议变成什么样了?

  原文地址:http://www.erasmatazz.com/Personal/page70/CGDC/CGDC.html